requestId:689f767a27c196.67829068.
論理學家的“語錄”與“尺牘”在人文教導中的哲學意蘊及其內涵
——以二程、朱子、象山、陽明為中間
作者：張晚林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歷2011年11月28日
一、引言
在宋明理學家二程、朱子、象山及陽明的集子里，與生徒問答之“語錄”及往來之“尺牘”占據其不小篇幅。《二程集》中有朱子所編次的《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皆為“語錄”，別的另有往來論學之“尺牘”若干通。朱子的“語錄”則由宋人黎靖德專門編次成書，凡一百四十卷之巨；與二程較，朱子的“尺牘”尤多，《朱熹集》（即《晦庵集》）第二十四至六十四卷、《續集》一至五卷、《別集》一至三卷均為“尺牘”，除了少數論時務政治者外，皆為與其生徒往來論學者。其暮年論學之“尺牘”則由清人李紱編次為《朱子暮年全編》，凡八卷。 《陸九淵集》有“語錄”二卷，然“尺牘”則凡十七卷。《王陽明選集》有“語錄”三卷，“尺牘”三卷。這些語錄、尺牘，文字古樸簡遠，意蘊博雅1對1教學悠長。其溫勉之情、策勵之力、警拔之氣、謹嚴之理，流于字里行間，常令人心動、嚮往與警覺。這雖然只是人的一種感觸感染，但卻恰是人文教導的始點與來源根基。從這里，正提醒了語錄與尺牘這種文本情勢在人文教導中的客觀意義及其哲學意蘊。由此即可清楚理學家何故特別重視這種文本情勢，而他們的人文教導思惟正乃由此得以展現出來。本文之研討，以二程、朱子、象山及陽明為重要研討對象，但別的理學家，亦時有兼及。
二、“語錄”文本的哲學意蘊
居常以為，語錄或尺牘只不過是一種文本情勢，與別的文本情勢無幾多差別，實則非這般簡單。語錄、尺牘這種文本在人文教導中具有其不成代替的客觀意義及其哲學意蘊，此則不成不知。要懂得這種客觀意義及其哲學意蘊，須先懂得人文教導之實義。人文教導不是一種知識傳授，乃是一種成人的教導。關于這樣一種教導的意涵與實質，東方的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就明確地加以了指陳：
我們當前所進行的任務，不像其他分支那樣，以靜觀、以理論為目標（我們探討德性是什麼，不是爲了知，而是爲了成為仁慈的人，若否則這種辛勞就全無益處了）。所以，我們所探討的必定是行動或應該怎樣往行動。正如我們所說，對于天生什麼樣的質量來說，這是個重要問題。[①]
這就是說，舞蹈教室一種好的倫理學并不是在其系統之圓滿、論證之嚴密，而是在其能激起人的警覺、策勵之感觸感染，從而變化氣質而圓滿自家之德性，既而生發踐行之氣力。人文教導最主要的在“行”而不在“學”。亞氏說：
有些人卻什麼符合德性的工作都不往做，迴避到事理言談中，認為這就是哲學思慮，并由此而出人頭地。這正像病人們，很認真地聽醫生所說的話，卻不做醫生所囑咐做的事。正如言談不克不及改良就醫者的身體狀況一樣，這樣的哲學也不克不及改良靈魂。[②]
這樣，對于人文教導來說，激起人的這種感觸感染是更為主要的。亞氏則認為這種感觸感染乃是人獲得德性之始點或來源根基，他說：
始點或來源根基是一種在其充足顯現后，就不須再問爲什麼的東西。有了這種瑜伽場地習性的也就具有，或許很不難獲得這種始點或來源根基。[③]
相反，假如不重視對這種始點或來源根基的開發，而只重視觀點的論證與理論的了了，則對于人文教導常識無效的。亞氏繼續說：
理論和教導，我想并不是一切的人都有同樣的才能。須通過習慣來培養學生們的靈魂對高貴的愛好和對丑惡的憎惡，正如地盤須先開墾然后播種一樣。那些依照感情過生涯的人，是不會批準和聽從理論勸告的。那么，像這樣一些人，怎樣才幹使他們改變呢？普通說來，感情是不為語言所動的，只要強制。[④]
亞氏這里所要表達的意思是：人文教導并不克不及告訴以既成的結論與抽象的原則，而須于當下之情形中讓人有切己的感觸感染，既而找到進德之門。這里的“強制”不是依暴力的方法，乃是孔子所說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語·述而》）之舞蹈場地意。顏淵嘗嘆曰：“欲罷不克不及，既竭吾才，若有所立卓共享空間爾。”（《論語·子罕》）便是這種方法的後果體現。所以，人文教導，最好的方法應該像羅素曾說過的——盡管他不是針對人文教導而言的——“嚴格說來，哲學的論證重要是力圖使讀者見到作者所1對1教學已經見到的。總之，這種論證在性質上不是證明，而是規勸。”[⑤]論證是指達到確定無疑的結論，但規勸分歧，它的意思是指：依據當下情形，假如這樣講座場地不克不及使你進進，那么那樣或許能使你進進。“語錄”乃是日用間師生之對話，“尺牘”乃是就切己之問題往來問答，恰是這種方法的最好體現。這種方法，在原始儒學如孔子、孟子那里已經有了凸起的表現，《論語》與《孟子》基礎上是對話語錄。我們了解，在古希臘柏拉圖哲學那里，基礎上都是語錄體，但孔子、孟子與其生徒之對話語錄分歧于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對話語錄。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對話所運用的方式是辯證法，這是一種通過問答來求取廣泛知識的方式。但這種方式重要是要人防止思惟或邏輯的混亂，往往并沒有獲得知識上的結論。所以，“這里所需求的，只是關于問題中的這些字應若何應用的知識。可是當我們的探討得出了結論時，我們所做出的只不過是一樁語言學上的發見，而并不是一樁倫理學上的發見。”[⑥]盡管他們也美言“正義”、“英勇”等倫理美德，但這種對話語錄很難于人之性命中生發精力之氣力，既而成績人之德性。也就是說，古希臘式語錄不是人文教導之始點或來源根基。其實，古希臘式的語錄辯論多無果而終，即暗示了此種方法并不克不及成德立教，但他們并沒有由此開出別的路徑，殊為惋惜也。然孔子、孟子之語錄則分歧，如面對學生的“仁”之問時，孔子并沒有往以廣泛抽象的方法定義“仁”，而是有賴于學生的分歧情況與佈景，供給特定的回應。從這里面我們可知，孔子的目標乃是試圖以此使他們在各自的當下自覺地獲得德性，而不是往樹立人人皆可持守的倫理原則。這是一種典範的通過激發始點或來源根基的人文教導方法。所以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這并不是說：好學就是知，力行就是仁，知恥就是勇。而是說：好學、力行與知恥皆是一種性命精力，人由此始點進進，則必定可以獲得“知”、“仁”與“勇”等德性，但“知”、“仁”、“勇”決不等于“好學”、“力行”、“知恥”本身，這里只是給了人一個很好的進口。所以孔子后面接著說：“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中庸》）其所表達的就是這種意思。儒學開宗立教，不過給人以進口，依其自覺而進德成圣，非是獲得知識與聞見也。甚至，有明理學家王陽明以為，孔子撰《年齡》也恰是為了彰顯此種精力：
愛曰：“著作亦有不成缺者，如《年齡》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師長教師曰：“《年齡》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隠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年齡》須此而后明，孔子何須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師長教師曰：“伊川此言，恐亦是沿襲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即是罪。何須更問其弒君之詳？撻伐當自皇帝出，書‘伐國’，即伐國即是罪，何須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君子心，只是要存天理、往人欲，于存天理、往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願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子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此即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隂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若何考慮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徳者未易與言此也。”（《王陽明選集》卷一《語錄》一）
《禮記·經解》里把《年齡》與《詩》、《書》、《禮》、《樂》、《易》幷稱為“教”。[⑦]“屬辭比事，《年齡》教也。”《年齡》既為教，則表白孔子撰《年齡》并非欲傳遞史實，實則在傳道立教也，故其事不須詳而述之，惟以“微言年夜義”警勵眾人以進德個人空間也。是以孟子曰：“孔子成《年齡》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若詳其事，非但不克不及成教，且資亂導惡而適成其反。有宋理學家尹和靖亦曰：“嘗聞程師長教師云：‘圣人文章，載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壊，文勝質也。’”（《性理年夜全書》卷五十六）“質”就是給人以德之進口，而“文”則掉其“質”而流于“史”（《論語·雍也》有“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也。儒家立教，重在“質”而非“文”，簡明警拔之語錄體即其選也。
無論是《論語》還是《年齡》，其最基礎目標乃是給人以進口以成德成人，這成了儒家興學立教的最基礎精力，而師友之間的彼此問答，乃為學以求得的最好方法。故《禮記·學記》云：“記問之學，缺乏以為人師，必也聽語乎！力不克不及問，然后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錄體由是而生焉。但儒學講究“知行合一”，進德不只是在日用間聽從師長的開發引導，亦可自家于事上依禮儀規范磨練體察。然有宋以來，儒家的禮儀規制之學漸掉其傳，即普通士人學子都差卻“小學”一段功夫。二程與朱子都有此般認知。故明道曰：“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跳舞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朱子亦曰：“進學莫年夜于致知，養心莫年夜于理義。前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跳舞以養其血脈，威儀以養其四體。古人都無，只要個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論孟精義》卷十四）既無小學功夫，則人之進德多賴讀書以涵養于義理之中。但人卻常由此不覺中外傾地以知解義理為主，貪高鶩遠，而不知以成德盡性為志識，盡掉人文教導之旨。所以，程子曰：
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學也。何謂求于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學也。何謂求于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于徳，正人弗之學也。（《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
人文教導固當于義理中涵養精力，但不成陷于文辭訓詁中而淪于空說話。若無師友常于日用間警拔提撕，則人常流進記誦博識、玩辭繹義而不自知，是為進德之賊也。宋明理學家以匡道翼教，復興內圣成德之學為志識，故多于日用間啟悟憤發士人學子，以確立其進德之始點或來源根基。這可以說是宋明理學家之語錄（以下所說“語錄”二字亦包含“尺牘”在內）多且精的歷史緣由。明道師長教師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缺乏以言學。顔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理學家之語錄亦是他們于其時勢之下，以道自任之教也。
語錄既不是告訴學者以廣泛抽象之定然原則，只不過于生涯日用間指點啓發，以確立其進德之始點或來源根基，而一旦獲得了這個始點或來源根基，那么人文教導就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必須解決的不是懂得層面上的難題，而是意志層面上的難題。”[⑧]亦即始點進進后的倍加存養與堅持了。這樣，理學家的語錄所固有之人文教導內涵就包含：求安心與變化氣質；開而弗達與學貴自得；師友講習與知行合一等幾個方面。以下一一加以解說。
三、求安心與變化氣質
我們了解，人文教導并不是內在之廣泛義理的認知與抽象原則的遵從，而是回到本身性命之中，以開發自家性命的潛能與德性，既而力行踐履。具體地說，就是盡性知命以天德。這完整可以依據性命本身之自覺而可以完成的，是無關于外的，惟關乎人之修養功夫罷了。故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即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六合參、贊化育，則直養之罷了。”（《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五）只需能找到一個進口善加存養，則必定開發人之潛能與德性以致天德圣域。故程子又曰：“人自孩提，圣人之質已完，只先于偏勝處發。”（《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六）“偏勝處”就是人陷于質氣而具有的分歧進口，但只需依此進口而做水平分歧存養功夫，則都可以完具人之後天本有的圣賢之質。所以，人文教導既然是自家存養，無待于外，則須具備一個最基礎的信心，那就是“性善論”。理學家于此又切實的闡發與宣誡：
不知性善，不成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年夜者”也。（《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二）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年夜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安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掉愈逺，此是莫年夜之病。（《朱子暮年全編》卷三《答周舜弼》）
明確標舉“性善論”的乃孟子，但此般義理之提醒不成說為孟子所首發，在孔子那里已露眉目，惟孔子多于踐履功夫中證悟，未于名言之論說耳。“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論語·述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都是性善論的表現。普通以為，以孔孟為代表的正統儒家的性善論，只不過是人道論中的一種觀點或見解，與別的抽象理論無以異。實則儒家的性善論并非一種理論態度之主觀見解，而是在踐履功夫中體證到的“事實”。這是一種事實之發現，而不是一種理論創新。關于這個發現，徐復觀師長教師曾說：
所以孟子性善之說，是人對于本身驚天動地的偉年夜發現。有了此一偉年夜發現后，每一個人的本身，便是一個宇宙，便是一個廣泛，便是一永恒。可以透過一個人的性、一個人的心，以看出人類的命運，把握人類運命，解決人類的運命。每一個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覺中，獲得無待于外的、圓滿自足的安頓，更用不上夸父追日似的在物質生涯中，在精力沉醉中往求安頓。[⑨]
我們可以由徐復觀師長教師這一段話，來進一個步驟考核性善論在人文教導中的意義。《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了解。”普通以為，“學”就是依附內在的原則或氣力來成績人，人本身成了一個被限制或改革的對象。但孟子的性善論提出以后，人文教導不用是內在強制的，存養擴充本身的內在宇宙即可，因為人本身的性德是內在自足而無待于外的，這就使得人文教導人人能夠，具有廣泛的能夠性，因為人人都是內在自足的宇宙。故儒家有“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上》）及“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之說。而若人文教導必須依附內在的氣力，則能夠因為諸種緣由，使得人文教導不具備廣泛能夠舞蹈場地性。並且，這種內在的原則除了其強制力以外，不成能化為人本身的信心與氣力，亦即人文成德之教不成能實現。若無自家知己之警覺，甚或墮入賊道而不自知。故子曰：“道聽而涂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陸象山亦曰：
《年夜學》言明明徳之序，先于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于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隂儲密積，厪身以從事，喻諸爬山而陷谷，愈進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逺。不知開端發足年夜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逺近、計枉直于其間，是必沒身于年夜澤，窮老于幽都罷了。（《陸九淵集》卷一《與胡季隨》）
明“性善”就是知“善”不須外求，人文教導就是把人固有之善開發出來。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安心罷了矣。”（《孟子·告子上》）所謂“求安心”就是指把喪掉的本意天良知己找回來。在儒家看來，人人皆有本意天良知己，這是人最真實的品德倫理實體。人只需盡此本意天良，就是一個德性整全的人，甚至可直達天德。是以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本意天良知己是儒家之圣者于踐履功夫中的一種真實呈現與證悟，不是一種純理論解說。這種實理實事是不須解釋的，只需自家能籌劃存養，必能切己體會而不虛妄。維特根斯坦說：“我們的錯誤在于，在我們應該把所發生的情況看作‘原始現象’的處所尋求說明。”[⑩]因為說明與論證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正裸露了人的虛無感，而這種虛無感表白我們對于那深切維系我們的東西猶豫不決甚至茫然無知。但宋明理學家卻在切實的踐履功夫中掌握住了此點，并以此作為人文教導的始點或來源根基。
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進身來，自能尋向上往，下學而上達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一）
為學之道，圣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余，不過欲人存此同心專心，使自家身有主宰。古人馳騖紛擾，一個心都不在軀殻里。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安心罷了。”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會議室出租）
年夜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考慮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清楚，然后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安心罷了矣。”如博學、審問、明辨、慎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錄》下）
居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王陽明選集》卷五《與席元山》）
在理學家看來，“求安心”乃人文成德之教的年夜本，若不知此本即在人本身而務外求，強探力索，縱知得義理滲通明晰，“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王陽明選集》卷三《語錄》）所以，這是“進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王陽明選集》卷七《別黃宗賢歸露臺序》）甚至若不知此年夜本，欲懂得文本義理亦是不成能的。陸象山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克不及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茍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髙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這里所說的“本領”即吾人之本意天良知己，所謂“智及”、“仁守”、“時習”皆不過此也，只是夫子以此為人人熟知者，故略而不論也。“六經皆我腳注”，便是謂“六經”乃吾人本意天良知己之發用。若只是內在考索文辭、牽制訓詁而不克不及潛存于知己，則萬不克不及得“六經”之實，常以文字義理為務，則必掉人文成德之教的最基礎。
人文成德之教的最基礎既然是“求安心”而不在博識以外求文義，則其功效必落實在變化氣質上。一個人若能使本意天良知己在自家性命里朗現而依此而行，則必能化其氣質之偏，呈現出別樣的性命境界與行為德性。故孟子曰：“養其小者為君子，養其年夜者為年夜人。”（《孟子·告子上》）所謂“小者”，就是線人之官；所謂“年夜者”，就是本意天良知己。這就是說，教導并不是外務而滿足線人之欲，乃存養本意天良知己、變化氣質以成德成人。理學家于此有切實的體會：
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天然緩時，即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所以涵養氣質，陶冶德性。”（《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為學年夜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圣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里。（《張載集·經學理窟·義理》）
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缺乏以變化氣質，何故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立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平易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今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亷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年夜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性理年夜全書》卷四十五錄吳澄語）
人文教導若果能知“求安心”之年夜本，依此存養修持以致變化氣質，而終于盡性成德。于此，則誠可以達到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不只是認知德性，而是成為仁慈的人——教導目標。
四、開而弗達與學貴自得
“開而弗達”是儒家開宗立教的傳統，源出于《禮記·學記》：“故正人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這段話的意思，用宋人方聚會場地慤的解釋是：“道之使有所向，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進，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見孫希旦：《禮記集解》）故“開而弗達”之教導理念必定蘊涵“學貴自得”的思惟，而“記問之學”，必“缺乏以為人師”。所謂“記問之學”，就是“牽之使從，達之使知”。 TC:9spacepos273